這個皇甫平事件是1991年底,1992年初的一件大事.起因是
以此為筆名發表的社論引起了左派的圍攻,間接造成了92年
的鄧南巡,以及之後左派潰不成軍.
以下為原文轉載.
周瑞金回忆“皇甫平事件” 1991年，黄浦江边，邓小平的一番谈话，引发了当年的一场交锋，更继之以那次历史性的“小平南巡”——
□ 周瑞金/文
ஸஸ周瑞金，曾任《解放日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1991年与当时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鸿和《解放日报》评论部的凌河一道，根据邓小平同志的谈话精神，以“皇甫平”为笔名在《解放日报》头版发表系列文章，针对时弊，鼓吹改革开放，引发了一场思想交锋。
“向何处去”成现实课题
1990年底，在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同志召集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提出“要善于把握时机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强调不要怕冒一点风险推进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越前进，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他还强调“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
接着，在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邓小平同志到上海过春节。与此前几次到上海过春节不同，这一次他视察工厂、参观企业，在新锦江饭店旋转餐厅听取有关浦东开发的汇报，发表了一系列深化改革的谈话。他强调：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会有不同意见，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他又一次指出：“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他还强调“开放不坚决不行，现在还有好多障碍阻挡着我们”，“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他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
13年前听到这些话，我真激动了好几天。凭我长期从事党报工作培养的政治敏感性和责任感，我深感邓小平同志的谈话分量非常重，非常有针对性，显然是有意识地就全国的改革开放作一番新的鼓动。
从“八九风波”以来，东欧发生剧变，德国柏林墙被推倒，两个德国统一。波兰老总统雅鲁泽尔斯基向一个刚任民选总统的工人瓦文萨交出权力。接着齐奥塞斯库总统被枪杀，罗马尼亚共产党政权垮台。不久，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发生巨变，苏联共产党被解散，联盟被解体。面对这个局面，国内有些人起劲鼓吹，苏联事件是“改革引起”的。他们认为，改革开放必然会导致中国社会滑向资本主义，甚至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改革开放就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因此他们对每一项改革开放的措施都要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有“理论家”公然在报上提出：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改革，还是资本主义的改革？一时间，经济特区被指责为和平演变的温床，股份制改革试点被指责为私有化潜行，企业承包被指责为瓦解公有制经济，引进外资被指责为甘愿作为外国资产阶级的附庸。
当时情景使我联想起了我们党八大路线变化的情况。1956年，党的八大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出了科学论断，提出了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方针。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然而不久，发生了波滋南事件，接着又发生匈牙利事件。国际形势的震荡引起了我们对于自己国内形势的判断变化，强调了国内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把党的整风运动变成了反右派斗争。后来进一步提出“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一整套“左”的理论，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全民族遭受十年大浩劫。这是多么惨痛的教训啊！
我深切感到90年代初，中国又走到一个历史的关键时刻。是继续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还是重提阶级斗争，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走回头路？中国共产党人在90年代初的确面临着一个“向何处去”的现实课题。
在这种情况下，我听到邓小平同志在1990年底和1991年初谈话精神的传达，当时的激动和感奋可想而知。
“皇甫平”应运而生
按照《解放日报》的惯例，每年农历大年初一，都要在《新世说》专栏发表一篇小言论贺新春。1991年春节前夕，我觉得只写一篇小言论不足以宣传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最新思想。因此，在小年夜我找来了评论部的凌河和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鸿两位同志共同商议，决心合作写几篇联系上海改革实践，阐述邓小平改革开放新思想的评论文章。开篇就是2月15日（辛未年正月初一）发表在《解放日报》头版、署名“皇甫平”的评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
文章对辛未羊年作前溯后瞻，提出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交替点上。“十二年一个轮回。回首往事，上一个羊年——1979年，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开创中国改革新纪元的一年。”“抚今忆昔，历史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强国富民的惟一道路！”评论开笔这些话今天读来也许平淡无奇，但在13年前却让人眼球为之一亮。因为当时报纸几乎都在集中火力抨击“资产阶级自由化”，已有19个月没有用这种口吻谈论80年代的改革开放了。文章提出“1991年是改革年”，这是有骨头的，是针对当时有人提“1991年是质量年”。还有那八个字：“何以解忧，惟有改革”，那是直接引用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朱基传达贯彻七中全会精神和邓小平同志视察上海谈话时的原话。
1991年3月2日，第二篇“皇甫平”文章《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发表。文章提出“解放思想不是一劳永逸的”，“解放思想要进入新境界，改革开放要开拓新思路，经济建设要开创新局面”。这篇文章的点睛之笔，是提出90年代改革的新思路在于发展市场经济。文章传达了邓小平同志视察上海时的谈话精神：“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并批评“有些同志总是习惯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文中提出“要防止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僵滞”一词我们是经过仔细推敲的。在真理标准讨论时用了“思想僵化”这个词。毛泽东谈过，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有些人不习惯，害怕出问题，他们不敢冒风险了，顾虑重重，因而讲“化”，不妥。就代之为“滞”吧。写得也很婉转：要防止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
3月22日，第三篇“皇甫平”文章《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发表。文章从上海对外开放的反复，指出开发浦东、设立保税区、造就“社会主义香港”的尝试，一定要迈出步子，敢于冒风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针对开放会不会损害民族工业、会不会使上海变成“冒险家的乐园”等思想障碍，阐述了邓小平关于“开放不坚决不行”的思想。这篇文章所以引起那么大的轰动，引起那么多的责难，则是因为提出了“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趑趄不前，难以办成大事”。当时我们深感，由两个“凡是”变为一个“凡事”（即凡事都要问一问“姓社姓资”），这是阻碍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一个要害问题。“皇甫平”文章击中这个要害，于是把一场风波的“导火索”给点燃了。一些人的攻击，开始升级，他们歪曲文章原意，然后上纲上线质问“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
第四篇“皇甫平”文章《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于4月12日见报。文章引用了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上作关于干部问题的讲话时引用荀子《大略》中的话：“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治国者敬其宝，受其器，任其用，除其妖。”强调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要破格提拔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对“那些口言善身行恶的‘国妖’、两面派、骑墙派一类角色，毫无疑问绝不能让他们混进我们的干部队伍中”。这实际上是透露了邓小平同志关于人事组织的思想，也是邓小平要从组织人事上保证推进改革开放事业的公示。
从2月15日到4月12日，《解放日报》在头版重要位置连续发表了四篇署名“皇甫平”的文章。四篇文章相互呼应，围绕解放思想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这个中心，宣传了邓小平最新的改革开放思想，形成了一个鲜明推进改革的完整的舆论先导系列。
这里有必要说一下，为什么署名“皇甫平”。许多论者把“皇甫平”解释为“黄浦江评论”的谐音，这并不错。但又不仅仅是这个意思。我之所以取此笔名，是经过深入思考的。这个“皇”字，按照我家乡闽南话的念法，与“奉”字谐音。这个“甫”，不念“浦”，而读“辅”。我选这个“甫”，就是取有辅佐的意思。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这就是“皇甫平”笔名的深层涵意。而皇甫平又是中国一个复姓，人们看起来比较自然。
围绕“姓社姓资”激烈交锋
“皇甫平”文章发表后，在国内外、党内外反响强烈。当时，全国不少省市自治区驻沪办事处人员都接到当地领导人电话，要求收集“全部文章”，有的还派出专人到上海来了解“发表背景”。文章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说这是“吹来一股清新的改革开放春风”。但是，除了当年4月新华社《半月谈》杂谈发表评论文章，公开表示支持外，其他媒体大多沉默不言。也有少数几个发起抨击、批判，甚至谩骂。我们在撰写文章时，是有一点冒风险的思想准备的，但我绝对没有预料到，几篇文章竟会招致如此火力凶猛的“大批判”，拿大帽子吓人到如此程度。
就在这一年4月，我们刚发完四篇“皇甫平”评论，北京一家刊物就第一个发起无限上纲的“大批判”。在4月20日这一期上，该刊发表文章质问“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然后自己回答说，在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的日子里，曾有过一个时髦口号，叫做不问姓“社”姓“资”。结果呢？“有人确实把改革开放引向了资本主义的邪路”，诸如经济上的“市场化”、政治上的“多党制”，还有意识形态上的“多元化”。在列举了这一系列恶果之后，文章说“不问姓‘社’姓‘资’，必然会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断送社会主义事业。”这样一来，“皇甫平”就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了。
继这家刊物之后，又有北京的两家刊物加了进来。一家杂志发表文章，把“皇甫平”说成是逃亡海外的政治流亡者的同路人。指出“改革不要问姓社姓资本来是‘精英’们为了暗度陈仓而施放的烟幕弹”。还说“一切不愿做双重奴隶的中国人，有责任也有权利问一问姓‘社’姓‘资’。”另一家杂志更气势汹汹地对准“皇甫平”一通乱射：“至今仍有些论者把‘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问指责为‘保守’、‘封闭’的观点，主张予以抛弃”，“对于那种不准问姓社姓资的观点，人们也不妨问一问：它所代表的思想倾向，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
如果说以上三家杂志在京城只算“柴火妞”，在媒体圈中并无地位，影响也小。那么接下来的情形就不同了，京城媒体圈中一些名门望族也加入进来，调门也高了，而且提出批判“庸俗生产力论”、“经济实用主义”，等等。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哪里是批判“皇甫平”文章，矛头分明已指向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1991年9月中旬，北京一家大报的社长突然跑到上海解放日报社，要找我谈话。事先，我曾接到该报驻上海记者站记者的电话，我摸不透这位社长为什么要来找我谈，于是向上海市委主管领导汇报此事。这位领导也感到蹊跷，因为市委并没有接到中央有关通知，因此打电话与中央有关负责部门联系，了解到此人来沪并无什么背景，纯属个人行动。于是，市委领导交待我随机应变对付他。这位社长一来，就摆出一副“官架子”，用责问的口气同我说话，问“皇甫平”文章是谁授意写的。我对他说，没有人授意，是我组织撰写的。听我这一说，他要我写一个关于文章发表经过的材料给他，他说回北京要向中央汇报。他走后，我立即向市委领导汇报，得到的指示是三个字：不睬他！
就是这位社长，他在9月1日的社论中，塞进自己的私货，连写两句“要问姓社姓资”，当夜被江泽民同志下令删去。为了摆脱自己的被动，他连忙写材料向上面撒谎说“‘问姓社姓资’的话是原稿里有的”，而他本人则是一向认为问“姓社姓资”是“一种‘左’的传统观念”。与此同时，他又将一封“读者来信”编印出来，摘这信中的话说：“那些对改革开放不主张问一问‘姓社姓资’的，不是政治上的糊涂虫，便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之流的应声虫！”
当然，这不过是1991年这场思想交锋的一个小插曲罢了。更大的交锋还在后头。上海成了交锋的战场。这年10月份，一位大人物来上海视察，在干部会上公然指责“皇甫平”文章影响很坏，把党内外思想给搞乱了，好不容易刚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上来，现在又冒出一个“市场经济”，说什么“计划和市场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这不是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吗？当时，我们的压力是很大的。想不到宣传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的思想，仿佛犯了罪似的。但是，颇有戏剧性的是，11月份又有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来上海视察，他在干部会上却讲了与那位大人物不同调门的话：“不解放思想，很多事情先带框框、先定性、先戴帽，这就很难办。不要还没有生小孩，还不知道是男是女，就先起名字。”他显然是支持“皇甫平”文章的！
当时，看到那些歪曲文章原意，无限上纲讨伐的“大批判”，我们本想进行反击。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理解我们的处境，悉心保护我们，指示要淡化处理，不搞争论。1991年4月23日，我以报社总编室名义给市委写了一个报告，并给当时市委三位负责同志写了一封信，详细解释了文章组织及发表的过程，北京及全国各地读者及理论界的反应等。当时市委三位主要负责人批阅了报告，他们没有批评文章本身的内容。后来我们遵照市委的批示，顾全大局，不予置理。我当时承受着重大压力，连到香港《大公报》履任新职的任命也被突然取消了。但是，我心里明白得很，我相信人民，相信历史，相信邓小平思想，终究会明辨是非的。也就在这个情况下，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刘吉同志将“皇甫平”文章及那些批判材料，送给了邓楠同志，请她转交给邓小平同志参阅。
到下半年事情有了转机。江泽民同志在199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讲了一大段改革开放，其中阐述了邓小平同志关于不要把计划和市场作为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标志的思想。9月1日，江泽民同志又下令将第二天就要见报的一家大报社论中有关“要问姓社姓资”的句子删去，而这篇社论的摘要恰恰突出了这个内容，已在头一天晚上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中播发了出去。第二天见报没有了，使中央机关报一篇社论出现两个不同版本，这在党的新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当时在海外新闻媒体中引起强烈反响。9月底，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严厉批评一家大报的海外版引用他在纪念鲁迅大会上的讲话时作出断章取义的错误编排，这些都表明了江泽民同志的鲜明态度。
尽管当时我们没有发表文章进行正面交锋，但是也并非沉默不言。我还是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坚持真理的坚定性。如1991年5月间，北京一大报发表《建造反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评论员文章，全国大多数报纸都转载了，而《解放日报》没有转载。在市委一次中心组学习会上有领导提出，《解放日报》应当补转载这篇评论。当时我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这篇评论把反和平演变局限在意识形态领域，矛头指向知识分子，这与党中央精神不一致。防止和平演变，主要在政治领域，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要防止，重点在党内进行教育。另外，防止和平演变，要建造钢铁长城，这种提法欠科学。所以，还是不转载为好，何况中央也没有规定地方报纸非转载中央报纸评论员文章不可。最后，市委领导同意不转载。这是我在不能正面反击批判文章的情况下，以不转载“反和平演变”文章来表明对当时一些“理论家”围剿皇甫平文章的态度。
此外，在1991年下半年，我们仍然继续坚持宣传邓小平同志谈话精神，表明我们没有放弃“皇甫平”的主张和信念。1991年8月31日，即在前苏联八月变局后的一个星期，我们发表《论干部的精神状态》评论员文章，明确提出贯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能动摇，绝不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只有振奋精神坚持改革开放，才是我们惟一的出路。
这年10月份，我写了一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长篇文章，着重论述只有把生产力搞上去，才能在和平演变的挑战中巍然不动。文章鲜明提出苏联的“红旗落地”，并非在于“卫星上天”，社会主义国家惟有经受住科学技术革命的挑战，红旗才能打下去，才能更高飘扬。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对苏联的衰变和解体的深层教训，作一个与当时主流舆论不同的阐述，其基本精神与“皇甫平”文章是一脉相承的。
这一年的12月，一位被某大报捧为“坚定的社会主义理论家”的人，在给中央“上书”中公然宣称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转向低潮情况下，中国抵御西方“和平演变”的阴谋困难重重，而坚持改革开放恰恰会为西方“和平演变”势力所利用，因此希望中央决策者要权衡利弊，不要冒改革开放的风险，要集中全力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以增强反和平演变能力，这才能保住社会主义阵地。
这是一份难得的反面教材，也是当时对“皇甫平”种种责难批判倾向的集中反映。我抓住这份内参材料，在上海召开一个形势座谈会，请了当时沪上一批有影响的人士对这份内参进行讨论。后来，我就把这次座谈会上大家的意见，整理成两篇评论员文章即《改革要有胆略》、《再论改革要有胆略》，在《解放日报》头版显著地位发表，严肃批评了反对冒改革开放风险，认为坚持改革开放就会被西方和平演变势力所利用的错误观点。这就是在激烈交锋之年，我们力所能及而作的针锋相对的交锋。
小平南方谈话扫阴霾
在1991年就“皇甫平”文章展开的交锋中，据说有句话在北京悄悄流行着：“京都老翁，坐看风起云涌。”邓小平同志冷静地不动声色地观察和思考了1991年这场交锋。
1992年春天，他老人家出山了。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同志以88岁高龄不辞劳苦进行南巡，足迹遍及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反复强调中国的改革就是要搞市场经济，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邓小平同志抓住了1991年思想交锋的要害，尖锐地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还提出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从这个角度看问题，“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邓小平同志用“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简明生动词句，激励我们“把握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针对1991年思想交锋中暴露出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尖锐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真是“大音稀声扫阴霾”啊！邓小平同志的南方重要谈话，为党的十四大召开作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曾几何时，那些义愤填膺抨击“皇甫平”的理论家、政治家，纷纷收起他们手中的大帽子，旗偃鼓息了,有的连忙转向写文章“防‘左’”了。实践证明，真理愈辩愈明，道路愈争愈清。坚持改革开放是人心所向，发展市场经济是大势所趋，加快发展提高生活是众望所归，与时俱进不断解放思想是必走之路。
13年过去了。今天回过头看那场思想交锋，我们会更深刻认识到，舆论要在社会历史紧要关头发挥先导作用，要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勇为前驱，成为时代晴雨表，社会风向标。■
以此為筆名發表的社論引起了左派的圍攻,間接造成了92年
的鄧南巡,以及之後左派潰不成軍.
以下為原文轉載.
周瑞金回忆“皇甫平事件” 1991年，黄浦江边，邓小平的一番谈话，引发了当年的一场交锋，更继之以那次历史性的“小平南巡”——
□ 周瑞金/文
ஸஸ周瑞金，曾任《解放日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1991年与当时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鸿和《解放日报》评论部的凌河一道，根据邓小平同志的谈话精神，以“皇甫平”为笔名在《解放日报》头版发表系列文章，针对时弊，鼓吹改革开放，引发了一场思想交锋。
“向何处去”成现实课题
1990年底，在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同志召集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提出“要善于把握时机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强调不要怕冒一点风险推进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越前进，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他还强调“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
接着，在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邓小平同志到上海过春节。与此前几次到上海过春节不同，这一次他视察工厂、参观企业，在新锦江饭店旋转餐厅听取有关浦东开发的汇报，发表了一系列深化改革的谈话。他强调：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会有不同意见，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他又一次指出：“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他还强调“开放不坚决不行，现在还有好多障碍阻挡着我们”，“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他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
13年前听到这些话，我真激动了好几天。凭我长期从事党报工作培养的政治敏感性和责任感，我深感邓小平同志的谈话分量非常重，非常有针对性，显然是有意识地就全国的改革开放作一番新的鼓动。
从“八九风波”以来，东欧发生剧变，德国柏林墙被推倒，两个德国统一。波兰老总统雅鲁泽尔斯基向一个刚任民选总统的工人瓦文萨交出权力。接着齐奥塞斯库总统被枪杀，罗马尼亚共产党政权垮台。不久，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发生巨变，苏联共产党被解散，联盟被解体。面对这个局面，国内有些人起劲鼓吹，苏联事件是“改革引起”的。他们认为，改革开放必然会导致中国社会滑向资本主义，甚至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改革开放就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因此他们对每一项改革开放的措施都要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有“理论家”公然在报上提出：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改革，还是资本主义的改革？一时间，经济特区被指责为和平演变的温床，股份制改革试点被指责为私有化潜行，企业承包被指责为瓦解公有制经济，引进外资被指责为甘愿作为外国资产阶级的附庸。
当时情景使我联想起了我们党八大路线变化的情况。1956年，党的八大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出了科学论断，提出了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方针。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然而不久，发生了波滋南事件，接着又发生匈牙利事件。国际形势的震荡引起了我们对于自己国内形势的判断变化，强调了国内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把党的整风运动变成了反右派斗争。后来进一步提出“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一整套“左”的理论，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全民族遭受十年大浩劫。这是多么惨痛的教训啊！
我深切感到90年代初，中国又走到一个历史的关键时刻。是继续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还是重提阶级斗争，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走回头路？中国共产党人在90年代初的确面临着一个“向何处去”的现实课题。
在这种情况下，我听到邓小平同志在1990年底和1991年初谈话精神的传达，当时的激动和感奋可想而知。
“皇甫平”应运而生
按照《解放日报》的惯例，每年农历大年初一，都要在《新世说》专栏发表一篇小言论贺新春。1991年春节前夕，我觉得只写一篇小言论不足以宣传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最新思想。因此，在小年夜我找来了评论部的凌河和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鸿两位同志共同商议，决心合作写几篇联系上海改革实践，阐述邓小平改革开放新思想的评论文章。开篇就是2月15日（辛未年正月初一）发表在《解放日报》头版、署名“皇甫平”的评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
文章对辛未羊年作前溯后瞻，提出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交替点上。“十二年一个轮回。回首往事，上一个羊年——1979年，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开创中国改革新纪元的一年。”“抚今忆昔，历史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强国富民的惟一道路！”评论开笔这些话今天读来也许平淡无奇，但在13年前却让人眼球为之一亮。因为当时报纸几乎都在集中火力抨击“资产阶级自由化”，已有19个月没有用这种口吻谈论80年代的改革开放了。文章提出“1991年是改革年”，这是有骨头的，是针对当时有人提“1991年是质量年”。还有那八个字：“何以解忧，惟有改革”，那是直接引用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朱基传达贯彻七中全会精神和邓小平同志视察上海谈话时的原话。
1991年3月2日，第二篇“皇甫平”文章《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发表。文章提出“解放思想不是一劳永逸的”，“解放思想要进入新境界，改革开放要开拓新思路，经济建设要开创新局面”。这篇文章的点睛之笔，是提出90年代改革的新思路在于发展市场经济。文章传达了邓小平同志视察上海时的谈话精神：“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并批评“有些同志总是习惯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文中提出“要防止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僵滞”一词我们是经过仔细推敲的。在真理标准讨论时用了“思想僵化”这个词。毛泽东谈过，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有些人不习惯，害怕出问题，他们不敢冒风险了，顾虑重重，因而讲“化”，不妥。就代之为“滞”吧。写得也很婉转：要防止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
3月22日，第三篇“皇甫平”文章《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发表。文章从上海对外开放的反复，指出开发浦东、设立保税区、造就“社会主义香港”的尝试，一定要迈出步子，敢于冒风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针对开放会不会损害民族工业、会不会使上海变成“冒险家的乐园”等思想障碍，阐述了邓小平关于“开放不坚决不行”的思想。这篇文章所以引起那么大的轰动，引起那么多的责难，则是因为提出了“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趑趄不前，难以办成大事”。当时我们深感，由两个“凡是”变为一个“凡事”（即凡事都要问一问“姓社姓资”），这是阻碍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一个要害问题。“皇甫平”文章击中这个要害，于是把一场风波的“导火索”给点燃了。一些人的攻击，开始升级，他们歪曲文章原意，然后上纲上线质问“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
第四篇“皇甫平”文章《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于4月12日见报。文章引用了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上作关于干部问题的讲话时引用荀子《大略》中的话：“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治国者敬其宝，受其器，任其用，除其妖。”强调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要破格提拔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对“那些口言善身行恶的‘国妖’、两面派、骑墙派一类角色，毫无疑问绝不能让他们混进我们的干部队伍中”。这实际上是透露了邓小平同志关于人事组织的思想，也是邓小平要从组织人事上保证推进改革开放事业的公示。
从2月15日到4月12日，《解放日报》在头版重要位置连续发表了四篇署名“皇甫平”的文章。四篇文章相互呼应，围绕解放思想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这个中心，宣传了邓小平最新的改革开放思想，形成了一个鲜明推进改革的完整的舆论先导系列。
这里有必要说一下，为什么署名“皇甫平”。许多论者把“皇甫平”解释为“黄浦江评论”的谐音，这并不错。但又不仅仅是这个意思。我之所以取此笔名，是经过深入思考的。这个“皇”字，按照我家乡闽南话的念法，与“奉”字谐音。这个“甫”，不念“浦”，而读“辅”。我选这个“甫”，就是取有辅佐的意思。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这就是“皇甫平”笔名的深层涵意。而皇甫平又是中国一个复姓，人们看起来比较自然。
围绕“姓社姓资”激烈交锋
“皇甫平”文章发表后，在国内外、党内外反响强烈。当时，全国不少省市自治区驻沪办事处人员都接到当地领导人电话，要求收集“全部文章”，有的还派出专人到上海来了解“发表背景”。文章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说这是“吹来一股清新的改革开放春风”。但是，除了当年4月新华社《半月谈》杂谈发表评论文章，公开表示支持外，其他媒体大多沉默不言。也有少数几个发起抨击、批判，甚至谩骂。我们在撰写文章时，是有一点冒风险的思想准备的，但我绝对没有预料到，几篇文章竟会招致如此火力凶猛的“大批判”，拿大帽子吓人到如此程度。
就在这一年4月，我们刚发完四篇“皇甫平”评论，北京一家刊物就第一个发起无限上纲的“大批判”。在4月20日这一期上，该刊发表文章质问“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然后自己回答说，在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的日子里，曾有过一个时髦口号，叫做不问姓“社”姓“资”。结果呢？“有人确实把改革开放引向了资本主义的邪路”，诸如经济上的“市场化”、政治上的“多党制”，还有意识形态上的“多元化”。在列举了这一系列恶果之后，文章说“不问姓‘社’姓‘资’，必然会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断送社会主义事业。”这样一来，“皇甫平”就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了。
继这家刊物之后，又有北京的两家刊物加了进来。一家杂志发表文章，把“皇甫平”说成是逃亡海外的政治流亡者的同路人。指出“改革不要问姓社姓资本来是‘精英’们为了暗度陈仓而施放的烟幕弹”。还说“一切不愿做双重奴隶的中国人，有责任也有权利问一问姓‘社’姓‘资’。”另一家杂志更气势汹汹地对准“皇甫平”一通乱射：“至今仍有些论者把‘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问指责为‘保守’、‘封闭’的观点，主张予以抛弃”，“对于那种不准问姓社姓资的观点，人们也不妨问一问：它所代表的思想倾向，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
如果说以上三家杂志在京城只算“柴火妞”，在媒体圈中并无地位，影响也小。那么接下来的情形就不同了，京城媒体圈中一些名门望族也加入进来，调门也高了，而且提出批判“庸俗生产力论”、“经济实用主义”，等等。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哪里是批判“皇甫平”文章，矛头分明已指向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1991年9月中旬，北京一家大报的社长突然跑到上海解放日报社，要找我谈话。事先，我曾接到该报驻上海记者站记者的电话，我摸不透这位社长为什么要来找我谈，于是向上海市委主管领导汇报此事。这位领导也感到蹊跷，因为市委并没有接到中央有关通知，因此打电话与中央有关负责部门联系，了解到此人来沪并无什么背景，纯属个人行动。于是，市委领导交待我随机应变对付他。这位社长一来，就摆出一副“官架子”，用责问的口气同我说话，问“皇甫平”文章是谁授意写的。我对他说，没有人授意，是我组织撰写的。听我这一说，他要我写一个关于文章发表经过的材料给他，他说回北京要向中央汇报。他走后，我立即向市委领导汇报，得到的指示是三个字：不睬他！
就是这位社长，他在9月1日的社论中，塞进自己的私货，连写两句“要问姓社姓资”，当夜被江泽民同志下令删去。为了摆脱自己的被动，他连忙写材料向上面撒谎说“‘问姓社姓资’的话是原稿里有的”，而他本人则是一向认为问“姓社姓资”是“一种‘左’的传统观念”。与此同时，他又将一封“读者来信”编印出来，摘这信中的话说：“那些对改革开放不主张问一问‘姓社姓资’的，不是政治上的糊涂虫，便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之流的应声虫！”
当然，这不过是1991年这场思想交锋的一个小插曲罢了。更大的交锋还在后头。上海成了交锋的战场。这年10月份，一位大人物来上海视察，在干部会上公然指责“皇甫平”文章影响很坏，把党内外思想给搞乱了，好不容易刚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上来，现在又冒出一个“市场经济”，说什么“计划和市场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这不是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吗？当时，我们的压力是很大的。想不到宣传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的思想，仿佛犯了罪似的。但是，颇有戏剧性的是，11月份又有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来上海视察，他在干部会上却讲了与那位大人物不同调门的话：“不解放思想，很多事情先带框框、先定性、先戴帽，这就很难办。不要还没有生小孩，还不知道是男是女，就先起名字。”他显然是支持“皇甫平”文章的！
当时，看到那些歪曲文章原意，无限上纲讨伐的“大批判”，我们本想进行反击。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理解我们的处境，悉心保护我们，指示要淡化处理，不搞争论。1991年4月23日，我以报社总编室名义给市委写了一个报告，并给当时市委三位负责同志写了一封信，详细解释了文章组织及发表的过程，北京及全国各地读者及理论界的反应等。当时市委三位主要负责人批阅了报告，他们没有批评文章本身的内容。后来我们遵照市委的批示，顾全大局，不予置理。我当时承受着重大压力，连到香港《大公报》履任新职的任命也被突然取消了。但是，我心里明白得很，我相信人民，相信历史，相信邓小平思想，终究会明辨是非的。也就在这个情况下，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刘吉同志将“皇甫平”文章及那些批判材料，送给了邓楠同志，请她转交给邓小平同志参阅。
到下半年事情有了转机。江泽民同志在199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讲了一大段改革开放，其中阐述了邓小平同志关于不要把计划和市场作为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标志的思想。9月1日，江泽民同志又下令将第二天就要见报的一家大报社论中有关“要问姓社姓资”的句子删去，而这篇社论的摘要恰恰突出了这个内容，已在头一天晚上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中播发了出去。第二天见报没有了，使中央机关报一篇社论出现两个不同版本，这在党的新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当时在海外新闻媒体中引起强烈反响。9月底，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严厉批评一家大报的海外版引用他在纪念鲁迅大会上的讲话时作出断章取义的错误编排，这些都表明了江泽民同志的鲜明态度。
尽管当时我们没有发表文章进行正面交锋，但是也并非沉默不言。我还是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坚持真理的坚定性。如1991年5月间，北京一大报发表《建造反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评论员文章，全国大多数报纸都转载了，而《解放日报》没有转载。在市委一次中心组学习会上有领导提出，《解放日报》应当补转载这篇评论。当时我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这篇评论把反和平演变局限在意识形态领域，矛头指向知识分子，这与党中央精神不一致。防止和平演变，主要在政治领域，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要防止，重点在党内进行教育。另外，防止和平演变，要建造钢铁长城，这种提法欠科学。所以，还是不转载为好，何况中央也没有规定地方报纸非转载中央报纸评论员文章不可。最后，市委领导同意不转载。这是我在不能正面反击批判文章的情况下，以不转载“反和平演变”文章来表明对当时一些“理论家”围剿皇甫平文章的态度。
此外，在1991年下半年，我们仍然继续坚持宣传邓小平同志谈话精神，表明我们没有放弃“皇甫平”的主张和信念。1991年8月31日，即在前苏联八月变局后的一个星期，我们发表《论干部的精神状态》评论员文章，明确提出贯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能动摇，绝不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只有振奋精神坚持改革开放，才是我们惟一的出路。
这年10月份，我写了一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长篇文章，着重论述只有把生产力搞上去，才能在和平演变的挑战中巍然不动。文章鲜明提出苏联的“红旗落地”，并非在于“卫星上天”，社会主义国家惟有经受住科学技术革命的挑战，红旗才能打下去，才能更高飘扬。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对苏联的衰变和解体的深层教训，作一个与当时主流舆论不同的阐述，其基本精神与“皇甫平”文章是一脉相承的。
这一年的12月，一位被某大报捧为“坚定的社会主义理论家”的人，在给中央“上书”中公然宣称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转向低潮情况下，中国抵御西方“和平演变”的阴谋困难重重，而坚持改革开放恰恰会为西方“和平演变”势力所利用，因此希望中央决策者要权衡利弊，不要冒改革开放的风险，要集中全力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以增强反和平演变能力，这才能保住社会主义阵地。
这是一份难得的反面教材，也是当时对“皇甫平”种种责难批判倾向的集中反映。我抓住这份内参材料，在上海召开一个形势座谈会，请了当时沪上一批有影响的人士对这份内参进行讨论。后来，我就把这次座谈会上大家的意见，整理成两篇评论员文章即《改革要有胆略》、《再论改革要有胆略》，在《解放日报》头版显著地位发表，严肃批评了反对冒改革开放风险，认为坚持改革开放就会被西方和平演变势力所利用的错误观点。这就是在激烈交锋之年，我们力所能及而作的针锋相对的交锋。
小平南方谈话扫阴霾
在1991年就“皇甫平”文章展开的交锋中，据说有句话在北京悄悄流行着：“京都老翁，坐看风起云涌。”邓小平同志冷静地不动声色地观察和思考了1991年这场交锋。
1992年春天，他老人家出山了。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同志以88岁高龄不辞劳苦进行南巡，足迹遍及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反复强调中国的改革就是要搞市场经济，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邓小平同志抓住了1991年思想交锋的要害，尖锐地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还提出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从这个角度看问题，“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邓小平同志用“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简明生动词句，激励我们“把握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针对1991年思想交锋中暴露出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尖锐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真是“大音稀声扫阴霾”啊！邓小平同志的南方重要谈话，为党的十四大召开作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曾几何时，那些义愤填膺抨击“皇甫平”的理论家、政治家，纷纷收起他们手中的大帽子，旗偃鼓息了,有的连忙转向写文章“防‘左’”了。实践证明，真理愈辩愈明，道路愈争愈清。坚持改革开放是人心所向，发展市场经济是大势所趋，加快发展提高生活是众望所归，与时俱进不断解放思想是必走之路。
13年过去了。今天回过头看那场思想交锋，我们会更深刻认识到，舆论要在社会历史紧要关头发挥先导作用，要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勇为前驱，成为时代晴雨表，社会风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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